一部长诗半部诗韵

诗的审美取向更多地投向人的本真存在，以终极关怀烛照人生，从一个角度讲，这是诗摆脱非诗承载后的可喜复位。人生终究是诗的永恒主题。然而，近年对诗的缺乏大气的议论越来越广泛，诗写作的私人性与诗的边缘化共生互动。

复位后的诗对人生的关注绝不能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对现实中的重大事件的歌唱。1997年便是中国新诗的大诗季节。小平去世，香港回家，15大召开，现实中一个个重大事件以其广泛的社会性拨弄着诗人心弦，给有志于政治抒情诗的诗人提供了少见的机会。在这一年出现的大诗中，80年代曾以《风流歌》名噪一时的山东诗人纪宇的长篇抒情诗《’97诗韵》特别引起我的兴趣。

纪宇的这部新作长达7000余行，从香江回归落墨，把近一个多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命运纳入诗的视野。用诗人自己的话说，就是：“纵横历史天地，吐纳世纪风云”。大诗要求于诗人的更多。没有相应的学养，没有感受力（对当下）、记忆力（对历史）、想象力（对未来）的诗人难当此任。写作大诗的诗人只要在修养上稍有缺失，他的作品就必然只是时髦一时、喧哗一时而没有长久生命力的“昙花”。我们现在面对的，是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走来的、对标语口号式的“诗句”极其敏感和反感的读者。应当说，这种敏感和反感是读者的成熟，它也给政治抒情诗创作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更新的高度。

我并不打算说，《’97诗韵》必定流传久远。它的长处和短处似乎和当年的《风流歌》有血缘关系。如果说，这是一部表现不俗的长诗，它包含了诗人在诗体重建上的艰苦探索，也许是不错的。《’97诗韵》正是在这个视角里，自有它的艺术价值。

对中国新诗来说，1997年是诗体重建成为诗界中心话题之一的一年，海峡两岸均如是。依我之见，中国新诗经历了初期白话诗、新诗两个发展阶段之后，现在正在向第三个阶段前行。这第三个阶段姑且叫做现代汉诗吧，它以诗体的成功重建为特征和终结。由郭沫若奠基的新诗已经从初期白话诗中走出了近80年。由于对新诗的“新”、自由诗的“自由”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解，因此在诗体重建上建树不多。寻找诗体，成为中国新诗走向下个世纪的事关自身兴衰甚至存亡的大问题。诗体重建的中心是诗的音乐性问题。纪宇的新作正是在这一紧要课题上付出了努力。

《’97诗韵》在寻求新诗的音乐美上颇有特色。

音乐性，是诗与散文的主要分界。依照一般的说法，诗的音乐性有内外之分。内在音乐性是诗情呈现出的诗情状态，外在音乐性是诗的段式和韵式。其实，所谓内在音乐性就是音乐精神，这是一切艺术的追求。而外在音乐性才是诗的专属，它是诗的定位手段。

和音乐性是中国新诗的弱项相反，音乐性历来是中国古诗的强项。在中国古代，诗乐一体。《诗》三百，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即以音别。近体诗与唐代大曲相关，宋词更不必多说。新诗与西方诗歌关系甚密。西语有重音，故看重声（轻重、长短）；汉语无重音，故看重音（韵辙、韵式）。新诗对音韵的排除，实在是对西诗的不成功的模仿，正是新诗出世已近一个世纪仍立足不稳的重要原因。《’97诗韵》是有韵之诗。我非常赞同纪宇的诗观：“一个完全不懂韵的人，决不是一个好诗人。即便是写无韵诗，也应该是将音韵烂熟于心之后的无韵，是去掉外在的韵脚，而让内部的韵律更自由地流动起来的手段。”

中国诗歌韵部的发展过程是从细到粗。南宋刘渊的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（即通常所说的“平水韵”——刘渊是南宋时期江北平水人）有106韵。它不但保留了一些古代语音成分（如人声和闭口韵），而且还把不同声调的韵母也算在内。后来，人们以北京语音作标准，不计四声，只看韵腹和韵尾，这样就只有18韵了。商务印书馆1950年出版的《增注中华新韵》即如此。再将18韵中韵腹相近的韵合并，就成了现在运用最广的13韵。韵又称辙，即车轮自然碾出的轨迹。当这轨迹反过来成为一种规范时，它就是火车开行的铁轨了。脱轨就会出车祸。

《’97诗韵》以18韵为18个诗章，每韵一章，且以韵部排列顺序次第展开，洪亮级、柔和级、细弱级音韵交错，长诗的独特面貌可见一斑。诗人是这样咏唱第一个韵部“麻”的：

排在第一韵的是“麻”，

隐喻着人生精华。

生命从这里开始，

落草第一声啼哭：“哇哇……”

意识在这里萌生，

开口第一声呼喊：“妈妈……”

第一韵里有中华的“华”，

第一韵里有华夏的“夏”。

第十四韵《史诗与庆典》的结尾两段是这样的：

香港，香港，

你归来的路程，

有多么遥远？

香港，香港，

你所属的文化，

有多么浩瀚？

百年殖民岁月，

是长河的一朵浪花，

漫长而又短暂；

中国悠久的历史，

是照彻暗夜的灯盏，

古老又灿烂！

请允许我用“言前”韵，

将它们一线贯穿……